临照轩

RT

 

对战成绩改为11胜22负1平

 

下一场 7月富士通

结束了。

 

应该好好开始新的生活和学业。

 

不仅仅要学数学，而且要尝试做数学。

祝福常昊。

（xiaonei）

那些丢失的东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6-04

叶夫图申科和他诗人朋友K去看一部旧电影。其中一个镜头是敖萨德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一群小铺老板和刑事犯打着“杀死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的横幅，手里提着沾着犹太儿童们的血糊糊的头发的棍棒。

“难道你想成为跟这些人一样的人？” 叶夫图申科转头问K，他知道K是个排犹主义者。

K躲开他，用冷冰冰的声音回敬：“我们是辩证论者。不是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要抛弃的……”

“他的眼睛里流露着希特勒青年团员的凶光。他的皮夹克的翻领上闪烁着共青团的徽章”，叶夫图申科后来写道，“我惊愕地瞧着他，无法弄明白，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今，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年了，我才明白，斯大林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他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人……”

这个插曲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初的苏联，叶夫图申科在斯大林去世的十年后，回忆他的青年时代。除去有关K的争吵，我还记得他对夜晚莫斯科情绪的描述：“街上走着些下班回家的，疲倦的人们，手里提着面包和盒装的饺子。那些建设和战争的年代，那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欺骗的年代，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悲惨的影子。在他们的疲倦的眼神里和压弯的脊背上，存着一种不可理解什么的意识。”

莫斯科正享受着全世界的赞叹，它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工业强国，击败了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谁能想到五十年前仍被视作欧洲最落后、野蛮的国家的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一半地区的领袖，制造了原子弹，第一个将卫星送上太空。莫斯科强大的宣传机器，迷惑了外部世界，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相信，莫斯科找到了人类历史更好的一条途径；也麻痹内部人，多少俄罗斯人坚信不疑，斯大林正是最英明的领袖，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最敏感的头脑，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着深刻危机——是的，或许你有了一个表面强大的肌体，但灵魂却是低劣的。

二

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个故事。他今年四十五岁。二十年前他正在北京一所大学里读博士。他曾深深沉浸于那年夏天的热烈气氛，撰写宣言、参加游行。“我们都不成熟，也谈不上多么深刻的想法”，他对我说，“但都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九八九年是一九一九年精神的延续，青年人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运行轨迹。

接下来的事件让他们大吃一惊。驱散他们热忱的是子弹和钢盔。“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个事件不是在于死了多少学生”，他说，“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放弃了。”

另一个朋友和他年龄相仿。二十年前，他正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他成长的七、八十年代，香港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彻底的殖民地正成长为现代城邦城市，觉醒的香港意识正逐渐取代既有难民心态。而他这一代对中国的情感也开始酝酿。他的父辈一代为了逃离大陆的饥荒、动乱，而寄居于香港，寻求安全与富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他这一代心目中是贫穷、封闭、动荡，是奋不顾身的偷渡客，是顺着深圳河飘到海面上被五花大绑的尸体——他们死于武斗。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来自中国大陆的经历，使香港人习惯性地染上政治冷感，只埋头挣钱就好。这种情绪在八十年代发生了转变，中英和谈象征着政治权力的更替，它给香港人带来了新的焦虑，也逼迫他们去了解和参与政治生活。英国的影响力在衰退，而中国的势头在上升。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赢得了很多香港人的好感，中国似乎正在摆脱昔日的噩梦。而一直到那年六月之前，香港对于中国的变化充满了希望，人民已公开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个民主、繁荣的中国不正是未来香港最好的期望吗？

我的这个朋友是位活跃分子，他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着抗争的传统。而香港则再次成为海外华人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帮助的中转站，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海外华人经常是推动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他们在海外的屈辱经历，让他们认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们热心的支持康有为的保皇会、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有蒋介石的抗日行动……但很多时候，他们也被视作一个威胁到中央权威的异质力量。不同的人群对于强大的国家的认同大相径庭，当一些人认为民主体制、多元价值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国家的基本条件时，另一些人将之视作危险的力量。当权者发现那些这里经常可以容纳异议分子，对于二十年前的北京来说，香港似乎再次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就像是一个准备恋爱的少女，却遭遇了对方的侮辱”，在一次酒后，我的朋友说。天安门的枪声，惊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纯真幻想，他们想去爱这个国家，去帮助这个国家，却发现他们的爱碰到了装甲车。

三

二十年过去了，又一代人成长起来。表面上，他们的生活轨迹仍旧如常，北京的朋友毕了业，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一些东西不复存在了。他任教的大学比从前更富有，修建了更高大、豪华的建筑，学生的数量也更多，他们似乎更年轻、更时尚、更无所不知，但是有些东西却似乎消亡了。

而香港的朋友，做过新闻记者，也为香港政府服务过。香港则早已回归，特首取代了港督，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仍在，但二十年的时间也足以冲洗掉很多。它的特首在面对议员关于天安门悲剧的质询时，强调要多看中国这二十年取得的成就。

这二十年的成就的确惊人。二十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政府与民众的情绪空前的紧张，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坍塌，中国被孤立，一些人预言这个国家马上就要陷入崩溃。但如今，中国是最令人瞩目的国家，它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出现，仿佛是世界运转的新的模式。

但是，倘若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会经历和目睹一些与表面辉煌的数字和眩目的言辞不相同的另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贪腐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认定权力本就如此；大学像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变成最不重要的一环；人人都渴望同样的成功，脸上都挂满了焦虑的神情；在互联网世界中，暴力、偏狭和愚蠢泛滥；人们言谈粗鄙，除去实际利益，什么也不相信……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念崩溃、道德沦丧、思想窒息的社会。其中最为根本一点，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也不相信社会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更对善良、正义、理想、尊严、勇气，这些人类基本的情感采取漠视的态度，似乎除去沦为赤裸裸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的俘虏，人生别无选择。那些照耀我们的人性光芒，那些突破现实的美好情感，你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稀少得可怜。

如今看来，一九八九与一九九二年这两个年份，正达成一种诡异的结合。子弹和钢盔，提醒了几代人，不要试图去参与政治生活、去挑战现有权力，这一切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引来个人灾难。而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是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一次收买——给予你挣钱和堕落的权利，但放弃你作为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独立性。

现在，它大获成功，我们的社会不正充斥着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K吗？在硬性的政治宣传下的K，狭隘、残酷、自以为是；而在政治压力和消费主义工作造就下的K，是另一种类型的狭隘、残酷和自以为是。他们都没有灵魂。

四

一些人提醒我，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或多或少类似的问题。或许历史具有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因为昔日也有过、别的国家也有过，而放弃对此刻的警醒与批评，这种放弃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代人真正堕落的标志。我们也无法用物质成就来自我安慰，倘若人能够放弃自己的精神性，那么他生存的意义到底何在？粗俗经常战胜高尚，强权也经常挤压正义，物质则吞噬精神，但倘若我们因此丧失了对高尚、正义、精神的确信，这或许才是彻底的失败。

物质丰沛、国家的强大、技术的进步，甚至民主制度，它们都不是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成就最终是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来衡量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充斥着滥用和践踏她的人民的善良、纯真、高尚、创造力的例证。但正因如此，坚持这种善良、纯真、高尚与创造力，才变成最强大的武器。嘲讽、不屑、退缩、放弃的四处弥漫，只是证明了当年的践踏与滥用的大获全胜……

25项公民守则，提高公共生命素质

 

陈健民

 

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修养计划 (Johns Hopkins Civility Project) 创办人P.M. Forni在他的 Choosing Civility一书中提出了25项处世守则，修养和公民性的英语都是 civility，或者我们就称之为「公民修养」吧。此字的字根是拉丁文 civitas，代表城市。此字亦是 “文明” (civilization)的字根，可见早年西方社会已认为城市生活有开启民智和教化礼仪的功能，令人进入文明的殿堂。 Forni提出要注意25项公民修养如下:

 

1.       关注 (pay attention) - 留意他人的处境。在公众地方大声谈手机便是没有关注其它人可能受到骚扰。

 

2.       肯定他人的存在价值 (acknowledging others) – 插队不单浪费了排队的人的时间，而且是否定人们的存在，否定往往引发冲突。

 

3.       向好处想 (think the best) – 先往人家的好处想，不单令自已的心灵保持纯真轻省，亦会影向对方更真诚与您相处。在基督教文化中，有教导说接待陌生人，无意中便接待了天使。我在美国迷路、坏车时经常踫到人们积极协助。但中国人「防人之心不可无」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对热情的陌生人会有所顾忌，结果是向人家浇了一盘冷水。其实往好处想不是盲目不设防，只是世上如果好人居多，就不应先假设对方是坏人，结果是大家崩紧神经做人。

 

4.       聆听 (listen) – 当我们打断人家的说话，抢着提出自已的论点时，不单显示我们不耐烦，而且反映我们有「自恋」倾向，要将水银灯移到自己头上。打断人家说话的一种不显眼做法，是对人家说话的内容不作响应，然后自说自话。同事告诉你刚去过云南，你却未及追问她对云南的感觉，便兴高彩烈谈你两年前在云南的游历和您对云南的观感。您的目光注视在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友人。我们要学习安静，让人家有机会说话。关掉电视、手机，不要想着下一个约会的事情，让自己聆听别人的观点和感受，也让自己逃离自我中心的世界。

 

5.       兼容接纳 (be inclusive) – 每个人都乐于被人接纳。群体带给人安全感，甚至生活意义和方向，谁也不想被群体排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孤立群体中的小数人，譬如一群人聚会时最好说普通话，不要用方言交谈而令其它人在旁边发呆; 留意找一些共同话题让人人参与，而非只有小圈子有发言权; 如果有新朋友加入聚会，应该总结一下之前的讨论，让他易于加入讨论；主持会议的人，应尽可能引导所有与会者发言，提高每个人的参与感。

 

6.       言调温和 (speak kindly) – 深思熟虑、言调温和是公民修养的核心。我们不要低估语言的力量，它可以建立也可以摧毁听者的自我。善良的说话令身边的人生活在喜乐之中。有时，要懂得在陈述自己的观点后，让对方有说话的机会。要控制声量，大声说话令人受惊，窒息对话。争论时要以事论事，不要攻击对方的种族、国藉、性别或其它与论题无关的私人生活。 “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你们北方人就是那样不设实际…”都是不能接受。即使意见分歧，亦要把对方视为有血有肉的人，而非只是一个要被彻底打倒的谬误。想一想对方为何会接受这样(你认为是错误)的理念，有助于平心静气、化解分歧。必须尊重对方，不要把人的弱点作为取笑的对象、不要扁低人家的成就。用语言践踏人家是想抬高自己，是嫉妒，是自卑感作祟。

 

7.       不在背后说闲话 (don’t speak ill) – 如果您经常以中性或正面的方式谈论他人，人们便放心坦诚地与您交往而不用担心您会在背后蜚短流长。您控制您的舌头，换来更多真诚的关系。

 

8.       接纳和给予赞赏 (accept and give praise) – 不要吝啬赞美，它令对方心情愉快，亦令自己有正面的人生观。但讃美必须出于真诚，否则变成花言巧语。要注意在工作地方不能随便赞美同事的外形，目不转睛盯着女同事亦会惹来反感。

 

9.       尊重他人意愿 (respect even a subtle “no”) – 无论您的提议是出自最良好的愿望，人家说 “不”，就不应强求。有时人家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用种种间接的方式向我们说 “不”，我们应该领情，而非因为人家未有明言，便穷追不舍。为甚么我们不愿意面对人家的拒绝? 因为我们还像小孩一样自我中心，希望世界按着我们的喜好运转。有时是因为我们自信心太低，觉得人家拒绝我的好意，便是把我全盘否定。

 

10.    尊重他人意见 (respect others’ opinions) – 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便要看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与人争论。有几个要点应该注意: i) 即使您只是有保留地接受对方的观点，亦不应全面否定他人的主要论点:「我同意一般来说您的观点是对的，但在一些情况下….」ii) 即使您不同意对方观点，亦无需认为对方是全不合理的: 「您的想法的确有其说服力，但是….」iii) 容许自己有改变看法的空间: 「我现在还未被您说服，或者我对这问题还是了解不够。」iv) 明白有些事情是见仁见智: 「您说得没错，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事情….」。讨论问题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见看为一种观点，而非绝对的真理。容许有异议的空间，甚至应主动征求参与者发表意见。

 

11.    身体护理 (mind your body) – 好好打理自己的身体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干净而没有异味的身体和头发、指甲不藏污纳垢、干净的牙齿和清新的口气，令您在公共生活中，无论在公交车、地铁、或者与人讨论时更有自信，亦令人更愿意与您交往。我们亦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声音: 打喷嚏、打呵欠、倒胃气、放屁都会令人感到不适，应该用手帕遮掩或者躲入洗手间处理。

 

12.    迁就他人 (be agreeable)

 

13.    表达自己 (assert yourself) – 过度迁就他人而失却自我对精神健康有害，适当时候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意见，拒绝过度的要求。

 

14.    保持安静 (keep it down and rediscover silence) – 燥音带来精神紧张、高血压、失聪，我们有责任留意自己制造的声浪 (如谈话、音乐)是否骚扰他人。

 

15.    尊重他人的时间 (respect other people’s time) – 守时是对他人时间的尊重，迟到便应设法通知对方，到达后必须向各人道歉。

 

16.    尊重他人的空间 (respect other people’s space) – 不要挤拥他人、让人们先离开一个空间 (升降机、车厢)才进去。

 

17.    真诚道歉 (apologize earnestly)

 

18.    避开私人问题 (avoid personal questions) – 除非彼此已进入朋友关系，在公共生活中避免询问人家的年龄、婚姻状况、有否异性好友、为何不生孩子、为何看医生、做了甚么手术、收入和消费情况等。对某些国家的人来说，详细询问他人的政治取向(如投票记录)，或者宗教信仰(如是否经常上教堂和祈祷)，可能视为侵私隐。

 

19.    好好接侍访客 (care your guests)

 

20.    做一个为他人设想的访客 (be a considerate guest)

 

21.    不要随便要人行方便 (think twice before asking for favors) – 特别是当那件事会为第三者带来不便或者违反纪律，我们便陷他人于不义。

 

22.    不要只懂批评 (refrain from idle complaints) – 与其咀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人生悲喜交集，每天有得有失，在乎我们选择以何种态度观之。不断投诉叫自己亦叫身边的人疲累。

 

23.    接纳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accept and giv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 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批评之前应确定自己是想解决问题而非藉此侮辱、操控、或报复对方。弄清楚问题所在、能否自控情绪、是否适当的时空作出批评等。忠言逆耳，批评令我们直面一些自己无法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如果批评是无理取闹，便要学习如何断然否认，却又不会流于互相谩骂。

 

24.    爱护环境和仁慈对待动物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and be gentle to animals)

 

25.    不要推御责任，怪罪他人 (don’t shift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

 

上述一些守则显然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对一些行为 (如人与人距离、交谈的声量)的阐释可能和美国人不同。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些礼貌、风度、谦让等守规最终是要表达一种 “觉醒” (awareness)，是对他人的存在和需要的一种关切。有了这种关切，自然懂得用文明的方式去过公共生活。

(xiaonei)

 

 

 

1、我已经分不清数学与生活，虚拟与真实。生活就是数学，虚拟就是真实。 我已经深陷其中，用数学的眼光看待生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用数学的方式处理呢？

 

2、数学遵循公理，要求前后一致没有矛盾体系自洽，如果有矛盾肯定是哪里出错了，这个错误肯定可以找出来。而人的想法和感情并非如此，完全可能突然改变且没多少理由也不需要什么理由。理性的感情就是扯淡，既然是感情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必然是感性的非理性的。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王怡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全国重点示范中学”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全国重点示范中学”过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国重”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1895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30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1946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8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36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师专之前身。1950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这在穷乡僻壤间，也足够滋养我父亲那样仰望文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13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1950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20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
　   我在台中7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教师的家伙，在90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90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那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堕落中的三台，并随之一起堕落。自从一位老红军佩戴着满胸的勋章远赴天安门广场为农民请愿之后，警察开始在每一辆离开三台的长途车辆上检查并截堵上访者。也许上访者有一个名单，也许更多的上访者脸上有相同的哀伤和愤怒，所以有利于被识别出来。当年收编了整个民间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口号下，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电信部门高速增长，可以继续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用一个月收入200元的临时工职位在数百竞争者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而在作为省城工薪阶层的我看来，我已完全无法想象和盘算在月收入200元的生活里该怎样呼吸。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陷益州（成都）转而围困梓州（三台）的时候，我的先人选择了长达数月、异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远的时代，当刘禅递交降书，姜维率大军退守三台，却终于选择了君叫臣降、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三台开始沦陷，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一个沉沦的故乡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回乡的途中我开始检讨曾经写下的文字：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卖，成为这个城市的关键词。卖掉机关大院，卖唯一的公园，卖唯一的足球场。女人们则开始出卖身体。一位成都的朋友曾当面向我夸奖三台的色情产业和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常去色情场所包厢的蔡姓县长被老百姓戏称为“蔡厢长”，大搞政绩工程的朱姓县长则被唤做“猪拱嘴”。传奇打工妹李小芳从南方回来，以几千万巨资买下几十亩县委大院，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和无数年轻女子的梦想。
　   数年前，有人在三台电影院放置炸药，和着来自美国灾难片《未来水世界》当中的惊声尖叫，当场炸死数十人。家乡的人们对这个时代失去了最后的温情。人们在悲剧过后开始略微兴奋的相传一个说法，说这场电影本来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包场，后来临时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学在向我传递这个讯息之后，反复强调说，“这个人本来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造假丑闻中依然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你不能不佩服未成年人的好恶。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们面前说谎，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说谎一样容易被看穿。这所中学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对这座在腐败和不义当中挣扎的县城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不久搬家买了一台滚筒的洗衣机，我在发动起来的洗衣机前端详，发呆。才猛然领悟自己在十几年的青春期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我在一个粗暴的沦陷者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所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子弟洗干了，晾干了，挂在这座县城内外，风一来就飘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种具有自由传统的力量变成了顺从者的领袖。
　　我的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子侄。千百年来那么轻易就可以被统治、可以被恐吓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冻结亲人们从南方汇回的钱，拆迁他们的祖屋，并宣称债券从此一文不值。而我的乡民们做了什么，他们仅仅是在整个90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余座寺庙，以表达对台中这座政教合一的修道院的藐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访，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让这个社会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历经了反复的充血。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2002-08-26

《不服从的江湖》。

----------------------------------------------------------------------------------------------

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作者：王怡

 

　　也许作弊，是我们对于校园内腐败的一种称呼。一个天真孩童，穿过长达十余年的教育隧道，通往社会。像一个少林寺和尚在黑暗中打过十八铜人阵而还俗。哪里能够不留下一生当中的伤痕累累。在风雨之夜历经骨痛，心想，那是我长大成人的代价。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家、国不曾相通，师、父确是并举的。喝过酒到六七分，他的话题偏偏就要落在从事终生的教育上。他对中学教育的总体评价是不及格，批语是："毁人无数"。以下是他的原话：好成绩（的人）往往太听话，受害最深，丧失灵性。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都给毁了，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只有少数人意志坚强，有反叛精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加上被老师忽略，反而有空间生长。结果捱了过去，还能成器。
　　最后还要补上一句：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毁掉的例子。

     父亲的话也许偏激，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实在是罄竹难书。我小学最好的一个朋友，五年级时写一篇作文居然就写了十一篇作业纸，升中学考试全县第一、考了299分。聪颖无比，前途无量，不过到紫阳元年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缀学。他的悲剧在于，在此之前，因为他的功课太好，因为他一直是教育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做第一次弊，就被毁去了。

　　因为作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而自愿接受的代价。是少数人躲过枪林弹雨、借此顺利通过十余年暗无天日的教育隧道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不想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教育者，那就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几乎每学期都要参加县上的各种大会典礼。因为领导们每年都要开许多重要的会议，我们定制盛装、反复彩排，背诵赞歌，然后在那些个重要的节日里走上街头游行，或者向大会献词。我那个最好的朋友雷光辉，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队列最前面的那个孩子，或者站在舞台中央向领导们高声朗诵的少先队大队长。由于单纯和虚荣心，雷光辉每一回情绪饱满地朗诵着那些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啊"字的颂词时，我埋没在后面的行列里，已经开始学会了作弊。当我发现站在队列里的好处是可以只张嘴不开腔，我就不再羡慕雷光辉了。我从一个三好学生开始成为了一个校园中的作弊者。

　　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下），在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上跟着大队辅导员龙老师一字一句地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即使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年龄，从加入少年先锋队开始，一直到今年我年满二十八岁正式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一天曾经把这句话当过真。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同学朋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句话当过真的。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而是龙老师。因为我是无辜的，我在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被裤衩一般的红领巾诱惑了。刑法上有规定，凡是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属于强奸。这个道理我觉得完全可以适用于上述场合。当大队辅导员龙老师带领不明真相的我们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庄严宣誓时，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弊者。而且进而，他也是一个粗暴的强奸者。是他拿走了我精神上的童贞。
　　在那之后，你的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试时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由于我的成绩也挺好，高中以前尚未在考试时作过弊。后来成绩下滑，就开始自甘堕落。然而对以后的人生更显重
　　要的作弊，始终是在考场以外。初中二年级，也就是雷光辉退学之后，由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就被某些老师盯上了。一个唤做姚远富的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但他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课选在了我们班上。上课之前一周，几个成绩好的良民包括我被拣选出来。姚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要我作答。答了之后他不满意。经过几番近乎全裸的提示，姚老师最后将标准的答案说了出来。姚老师深谋远虑，对我说：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开始的理解回答，经过老师提示和同学讨论之后，你再按照我刚才说的来答。
　　果然效果极佳。这一场作弊，同时满足了姚远富和王怡的虚荣心。我既已失身，从此被教育者拖下了水。在高中成绩下降之前，继续伙同一些老师作案数次。这一段经历后来想起，觉得屈辱无比。感觉就像是一场成年人对于儿童的轮流鸡奸。并且发现，成绩不要太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师面前说谎话，是一个学生最大的悲哀。奴性的养成，在一个以培养奴隶和良民为目的的教育体制下，在一个意识形态全面掌控的局面中，作弊，几乎是唯一的拨乱反正，是在可以做爱之前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尽管由每一个有着作弊前科的学生所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充斥着作弊者和腐败者的社会。但我宁愿把这样一个社会看作是对于威权和领袖的藐视和销解。一个作弊者的社会，比起一个奴隶的社会已经好上许多倍。
　　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说假话。然而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被迫说假话，使说话者在教育者面前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紫阳二年我读初中三年级，整整一年，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时的语文老师姓郭，我们叫她郭老太婆。她每周布置一篇作文，那些题目已经让我开始倒胃口了。我不想写，就不写。接连五次没有交作业，第六次的题目叫做《记劳动节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为什么不写作文》上去，批评了郭老太婆的命题。我这么做是有本钱的，因为父亲在本校教高中，是语文权威，本校的教师子女在学校里是一大派，有点像社会上的高干子女。由于有人际关系的牵扯，一般的老师都轻易不会得罪其他老师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语文成绩好，初一时的作文就在绵阳市得过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初中组的第一名。郭老太婆又是快退休的。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对我不再理会，当我不存在。上课也不提我的问，更不去我父亲那里告状。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会试，我终于尝到苦果。由于一直不说话，说话的能力也就退化了，我自恃作文写得好，一年不写不练，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题目记不得了，但和郭老太婆的命题差球不多。我最后决定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放弃自我，不敢冒险。按照父亲教导的灵丹妙药，所谓"总-分-总"的万能模式，编排了一个蹩脚故事。结果作文得分极低，一塌糊涂。到现在，编故事写记叙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项。

　　到了1989年。这一年的作弊是铺天盖地的。上半年我在历史考试中第一次作弊。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历史课的问答题和政治课一样最卑鄙无耻。我不愿意将那些句子化时间背下，我宁愿选择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觉上要快乐得多。不经过大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要毒发身亡，就要搞不拎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教育者的想法。那些将政治课本背的滚瓜烂熟的良民们，即使他们内心是如何的排斥和瞧不起那些东西，然而多年之后，却不得不发现，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灵魂，播下了精子，构成了精神背景当中一生也无法抹去的桌面主题。许多年之后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
　　现在才感觉到中学的政治课对自己的影响有多么大。其实这种影响看一看由精英们组成的所谓大专辩论赛就知道了，我们的大学生们除了口齿伶俐以外一无是处。能够拿出来支持论辩的理论和精神背景，永远逃不脱中学政治课提及的概念。对比台湾的一些大学生选手，精神与思想视野，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最大的作弊还是来自教育者。上半年的腥风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开始合谋为一个时代作伪证。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判断力，几乎全部丧失。一遍遍的在政治课、语文课，在时事政治的考试中背诵领袖的讲话，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部的精神成长。除非，你是一个作弊者。
　　在一个伯父的家中，我有幸和父亲一起听到了当时某省委书记杨**的讲话录音。录音是关于传达中共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和揭批。杨某人穷凶极恶，口不择言，对赵紫阳的攻击令人齿冷。杨**者，一乡干部耳。赵紫阳任**省委书记时，杨某时任某县委书记。一次得知赵书记要过境，不做停留。此人在必经之路拦路作弊，挽起裤脚，在路边的稻田里和老乡亲切交谈。一举得到赵的看重，从此步步高升。
　　这段典故在本地有多种版本流传。1989年四五月份，风声不对、火烧眉毛。杨某人作为本省最高官员，居然借故视察水灾，离开省城去边远县分避此风头。直到大势已定方才回来。作为赵紫阳一系的省级官员，杨某唯恐表态不及，摆出一副痛打落水狗的大阵仗，不惜污言秽语揭人老底。等到年底大换血，杨**功成身退，离开某省赴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养老。我当年专门看了报纸上杨的简介，上面写着：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四川省一亿人的最高行政官员，以他卑劣的作弊行径，让我对教育者高声诵读的大部分价值心如死灰。

　　准备高考，对于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经习以为常的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接受高考的洗礼，就是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一个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粪。如果你不能在政治、历史和语文课上考到平均八十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读大学的。而如果你真的在这三课上考到了平均八十分，你的未来还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你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也再不能将那些精神深处的大粪打整干净了。从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挣脱出来，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所以大学对于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着一场大扫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记不清谁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学历史课的糟粕。接下来看剑桥中国史，整个人这才完全不一样了。大二读现代诗歌比较多，从戴望舒到台湾诗歌，再和八十年代的当代诗歌迎面相遇。把高中语文课本忘得干干净净。卢梭、尼采、萨特、韦伯和弗洛伊德，这些在中学闻所未闻的名字将我簇拥。后来在大学最后一年接触到自由主义，感到所有的代价终于开始赢得了回报。相比之下那些教科书又算得什么。所以大学里的作弊实在是家常便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课程，我听了一两回后，就不再去。我的大学是旷课旷出来的。
　　理科生不同。一个文科生又不作弊、又不旷课，即便考研，读到博士，也是毫无前途。除非他是因为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方才这般老实。不过这对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漫长生涯来说，是一种罕见的奢侈。我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所以我那些一生中比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每一天的方式都是类似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吃完饭，生活便从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开始。或者是去图书馆泡着，或者是和一个写诗的朋友石东生带一本书、一副棋，骑车去锦江边的滨江茶园喝茶。到了六七点钟回来，晚上从不上自习，因为有节目。节目就是看镭射电影。感谢那些伟大的盗版者，让我在四年大学期间看了一千一百余部电影。其中七成是美国片，三成香港片，剩下的占一成。那些在小县城里看不到的电影，每一部都会让一个中学政治老师含恨而死。

　　夜里回到寝室，有人就打双扣，没人就点蜡烛看书（最痛恨大学的按时熄灯制度）。如果是夏天，需要反复到水房冲凉，就干脆偷跑出去喝啤酒。那样的生活，是一个中学生无法奢望的。无法奢望一个人可以如此的远离教育者的目光。有一次我起床比较早，兴致勃勃地去图书馆。在路上遇上辅导员石静。她问我：怎么没有上课吗？我信口雌黄地说：今天老师没来。从此以后我在校园里遇见她大约又有四五次，每一回我装着没看见，她也装着没看见我。在我心中，那是四川大学所能够给予我的最美好的几个瞬间。
　　我的许多的学分是作弊挣来的。大三大四两年的体育课测验表，全都是自己填上去的。除了大一傻乎乎的，以后也再没有出过早操。所以虽然读过大学，我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自学成才。在这一切将要划上句号时，大四几乎一年时间的实习期，使作弊下的成长达到了高潮。
　　我在一家公有制的法院当书记员。强调公有制是因为所有法官都把他们的院长叫做"老板"。开始不习惯，但作弊作惯了的人适应性强。那一年是我们寝室最为奢侈的日子。整整一年每个人抽的烟都是红塔山。每一天都有人有饭局，所以双扣打得少了。有一次和法官去金堂县办案，回来时我带回了一条塔山，一个二百元的红包，还有一大筐金堂最著名的橘子。个个都有碗口大，空前绝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橘子了。
　　我的朋友马锦涛在毕业三年之后告诉我，实习期间他收过当事人最多一次八百元现金。我比他清廉，因为实习三个月之后我的老毛病一犯，就扔下手里的活路，再也没有去上过一天班。也就是那次去金堂，一个姓郑的法官在我面前丢人现眼，又吃又拿，晚上耍混要小姐陪。同去的我和一个女法官站在旁边，恨不能当场钻下地去。那是我事隔多年之后，再次又有了一种被鸡奸的感觉。回来不久，一个当事人说庭长收了他的钱，在办公室闹事，打翻了女庭长的水杯。这个乡下人被司法拘留十五日。两天后我和别人一起去拘留所问他要不要申请复议，他已经被吓坏了。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了我童年的的好朋友雷宏。回到法院，庭长要我写一份当天（闹事时我在场）的证明材料。从第二天起，我就恢复了睡懒觉的习惯，不再去上班。

　　后来女庭长让我的同学带话，说我不去上班，到时候不会给我写实习鉴定。这种话吓不倒作弊者，我心中早有打算，根本不去理会她。
　　实习结束前，我自己写好了鉴定。然后去那家法院，直接上五楼办公室，把该盖的章都给盖了。以前所有文件，包括判决书都是我拿上去盖章的，所以人家连问都没有问一声。这个最大的一次作弊，反而作的最稀松。后来看见新闻说，有一家地方法院居然搞出假离婚判决书来。我想有什么稀奇，我一个实习生，当时要是自己打一份，一样也是把人民法院的大红章给盖了。
　　办完了这件事，我为了一个在重庆读书的朋友能够分配到成都，通过母亲的关系去给一家学校的校长和主管局的人事处长行贿。这次的作弊被那位有着真才实学的朋友看作永远也不愿提及的耻辱。干完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到学校去教书吧。因为我实在不想再作弊了。
　　高考时我听进去父亲的话，打死也不填报师范院校。没想到结果最后还是充当了道貌岸然的教育者。五年来，我自知育人不够，但始终记得父亲的话，以不能毁人为宗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帮助每一位杀出重围的中学生进行碎片整理。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被毁掉或者从未在心中生根的价值。并在心中坚持，终其一生，和教育者留下的大粪为敌。
　　写到这里，我回头听见电视上的新闻，成都的中学生还在举行"生在红旗下"的迎七一作文比赛，评委是老诗人流沙河。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仍然像太行王屋一样沉重。
　　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
　　一朵学会思想的花。

　　2001-06-12于包家巷

1、变形金刚。不能错过。即使一个人，也会去。曾经的坚持毫无意义，自己必须对自己好。

 

2、脸面与虚荣胜过感情，那这所谓的感情大抵很稀薄。若是爱情，亦不过是虚伪的爱情。

 

3、言语在行为的映照下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4、在口头上爱一个人是简单不过的事。在行为上爱一个人却是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真心去爱，那我会由衷佩服这样的人。

    只有在心上爱一个人才是真正困难的。没有强大的内心是不可能用心去爱一个人。

 

5、真正的爱情，我想，爱的是那个人，而不是附加在那个人身上的以及那个人所带来的东西。

 

6、不存在敏感与迟钝之分。差别在于关心的程度。只要你真正关心某件事，便会变得敏感。

 

7、虚伪的爱情本质上不是爱情，而是贪图这种形如爱情的关系所带来的东西。

1、能步行则坚决不骑车

2、能骑车则坚决不坐车

3、能坐地铁则坚决不坐公汽

4、能坐公汽则坚决不打车

5、能做火车则坚决不坐汽车

 

一言以蔽之，不喜欢坐车，最不喜欢坐汽车。

1、有成为超人的倾向，不过没有什么人能长久做超人。

 

 

 

 

 

 

 

 

 

 

 

 

 

 

 

绮怀（十四）

黄仲则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白发魔女传，射雕英雄传，风云第一刀；

鲁迅著作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

思想录，庄子；

圣斗士星矢，十二国记，棋魂。 

买了本《神了》，有趣有思，值得慢读。《小树慢慢长大》是第一篇文章。

-----------------------------------------------------------------------------------------------

小树慢慢长大

连岳

 

　　蔡明亮导演拍过一部纪录片，叫作《小树慢慢长大》，我借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蔡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外也种了一棵小树，看着它慢慢长大。这个行为很酷，可惜我学不来，我没有自己的土地。
　　据说种树会上瘾，因此有人会一棵接一棵一直种到死掉那天。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的砍树，一棵接一棵砍，尤其是珍贵的树

种，一直砍到自己死掉那天。
　　珍惜植物的生命，甚至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定义为仁慈：一个农人在田地里为他的牲畜收割牧草是应当的，而若他在回家的途中，故意践踏路边的一株野花，那就是残忍。不知有谁会听信史怀哲的劝说，善待卑微的植物。可是植物（尤其是树）的某种特性，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能成为人类的教师，那就是它的“慢慢长大”，这里面包含了成长和耐性，它们是树的天性。而人类当中，只有极优秀的那一群人，才会在后天意识并且养成“成长”与“耐性”。

     马克·吐温有次被问到“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他说：毫无疑问，是成长，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马克·吐温年轻时是个沙文主义者、自大狂。我们年轻时很像他。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后来“成长”为一个信奉种族、人类平等的人，一个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人，一个以幽默和讥笑抵挡所有残忍与短见的人；同样进入了中年，我们倒是没有一点像他了。
　　成长，能让一个人挣脱丑陋的茧。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是植物，一生下来就开始成长，永不停歇，直到死亡。我们可以在很年轻时停止成长，把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用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茧。
　　树木最好地诠释了“成长”的内涵，一是把“成长”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自我否认、自我怀疑、自我更新能使“成长”过程进行到生命体的最后一刻。

     第二点，成长只能是缓慢的。一棵小树只能慢慢长大，拔苗助长行不通，所以，缓慢在植物那里是成长的基本准则，而在人类社会，缓慢则成为稀缺元素，你可以碰到从来不读经书的信徒，从来不写作的文学家和从来不诚实的评论家，从来不做一件小事的救世者与从来不坐在书房的大学教授，从来不接受新知的批评家与只相信骗术的投机者……一天之内，你可以碰见上百位这样飞快地哼哼着奔跑的人，好像要带领我们到幸福彼岸，其实，只不过是盘旋在一颗脑袋顶上的蚊群而已。让人心酸的是，他们盘旋着的下方，似乎并没有一颗脑袋。
　　像蔡明亮一样种一棵树吧，至少，也得经常看一棵树，看看它们怎么慢慢长大的，开始像马克·吐温一样慢慢成长，不要停下来。
（南方周末　 　2004-03-04）